白居易的〈琵琶行〉真實性甚可疑

張大春

白居易的〈琵琶行〉真實性甚可疑
南宋初年的洪邁(1123—1203年)，自幼博學強記，興趣廣泛，博覽經史百家及醫卜星算之書，尤熟悉宋代掌故，據傳曾手抄《資治通鑑》三遍。著有《容齋隨筆》、《容齋續筆》……《容齋五筆》，還著有文言小說《夷堅志》四百二十卷，為宋代志怪小說之大成，另有《野處類稿》、《萬首唐人絕句》等書傳世。而《容齋隨筆》中有關詩歌的內容，後人曾輯為《容齋詩話》。
《容齋詩話‧卷三》有如下兩則記載，我們先看稍晚的一則：
白樂天〈琵琶行〉一篇，讀者但羨其風致，敬其詞章，至形於樂府，詠歌之不足，遂以謂真為長安故倡所作，予竊疑之。唐之法網，雖於此為寬，然樂天嘗居禁密，且謫官未久，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，相從飲酒，至於極彈絲之樂，中夕方去。豈不虞商人者他日議其後乎？樂天之意，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耳。
洪邁的疑慮看似拘縶風教，論者或疑其不免泥於宋人之迂闊。然而他的立論是有道理的。即使從一個已經作嫁的倡女的角度言之，於丈夫出門經商的時候，調撥宮商，登舟售藝，果若不為生計，難道是為了挑情？設使轉軸撥絃的目的自為風月而已，則江州司馬又如何能以天涯淪落之語相勸而自寬呢？幸而，洪邁還有另外一則筆記。
《容齋詩話‧卷三》的另一則記載是這樣的：
白樂天〈琵琶行〉蓋在潯陽江上為商人婦所作，而商乃買茶於浮梁，婦對客奏曲，樂天移船夜登其舟，與飲，了無所忌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，不以為嫌耶？集中又有一篇，題云〈夜聞歌者〉，時自京城謫潯陽，宿於鄂州，又在〈琵琶〉之前……陳鴻〈長恨傳〉序云：「樂天深於詩、多於情者也，故所遇必寄之吟詠，非有意於漁色。」然鄂州所見，亦一女子獨處，夫不在焉，瓜田李下之疑，唐人不譏也。今詩人罕談此章，聊復表出。
較諸〈琵琶行〉，〈夜聞歌者〉一詩顯得十分短小、輕盈；且一旦有了〈琵琶行〉這樣一首聲勢磅礡、氣格崔巍之作，〈夜聞歌者〉反而顯得簡陋而多餘了。先看原詩：
「夜泊鸚鵡洲，秋江月澄澈。鄰船有歌者，發調堪愁絕。歌罷繼以泣，泣聲通復咽。尋聲見其人，有婦顏如雪。獨倚帆檣立，娉婷十七八。夜淚似真珠，雙雙墮明月。借問誰家婦，歌泣何淒切。一問一沾襟，低眉終不說。」
在這裡，容我們先檢視一下〈琵琶行〉詩前原序對於此作的「本事」說明：
元和十年，予左遷九江郡司馬。明年秋，送客湓浦口。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，聽其音，錚錚然，有京都聲。問其人，本長安倡女，嘗學琵琶於穆、曹二善才。年長色衰，委身為賈人婦。遂命酒，使快彈數曲。曲罷，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；今漂淪憔悴，轉徙於江湖間。余出官二年，恬然自安，感斯人言，是夕始學有遷謫意，因為長句，歌以贈之。凡六百一十六言，命曰：〈琵琶行〉。
按照洪邁的推斷：〈夜聞歌者〉本事發生在前，以白居易「深於詩、多於情」且有感即發的書寫習慣來看，此詩應該早在〈琵琶行〉的本事發生之前就寫了。令人不解的是，老天獨厚此詩人，在短小、輕盈的〈夜聞歌者〉之後，多麼湊巧地又讓白居易在湓浦口遇見另一個琵琶女？
兩相比照之下，洪邁對於白居易人品的懷疑（以至多餘的捍衛）反而有了合理的解釋──關於這一點，稍後再論。讓我們先檢視一下詩人兩度驚豔的現場。
元和十年，白居易左遷九江郡司馬，第二年秋天，他卻以貶官待罪之身，不避瓜田李下之嫌，夜登賈婦之舟，共傷淪落之情。這會不會是深於詩而多於情的人過度浪漫地引伸出來的呢？我們甚至可以合理地假設：白居易最初在鄂州的確遇見了一位「獨倚帆檣立，娉婷十七八。夜淚似真珠，雙雙墮明月。」的姑娘，而雙方的交際也僅止於「借問誰家婦，歌泣何淒切。一問一沾襟，低眉終不說。」
這個謎一樣的遭遇不容易再得，也不應該於再得時發展成進一步的接觸和窺探。試想：設若白居易早在鄂州之時，已經撞見那樣一個身世如謎的神秘女子，因之而懷抱著始終未能一究其人生涯情實的遺憾。那麼，假設元和十一年的秋天，在湓浦口，他又偏偏如此湊巧地遇見了第二個女子（姑且不論其間機率若何），帶著對於前一個少女的好奇，移舟邀見第二個「猶抱琵琶半遮面」的倡女，這就簡直是「俯拾真多淪落人」了。
真正合情合理的解釋反而是白居易在鄂州有過一回未究其竟的邂逅，並且寫了一首仄韻五古的小詩，之後詩人始終懷抱著無邊的好奇、想像、猜測和遺憾，對於那轉瞬而逝的無言際遇，他逐漸有了更多屬於自己的補充，漸漸築成了不斷擴充的回憶。
那湓浦口的琵琶女，是白居易對於鄂州少女的一個摹想，一個發明、一個補充。〈琵琶行〉這作品則是一部長達八十八句、六百一十六個字的七言古詩，也是一部小說。我敢以小說家兼古典詩人的身份發誓：白居易〈琵琶行〉正是夜宿鄂州一瞥風情之餘而延伸出來的想像編織，純屬虛構。